老年题材电影与疾病的设置相伴本无可厚非,但诸多导演借疾病作为影片煽情的高潮戏或故事的转折点,或以疾病作为某种“隐喻”来增加影片所谓的深度,俨然遮蔽了老人生命余晖中应有的闲寂与对自身生命经验的回溯,使影片呈现得过于矫情与失真。诚如苏珊·桑塔格在《疾病的隐喻》中提示我们应当经由对疾病的了解,去了解自身及其隐喻下所蒙昧的真相。在电影学者石川看来,金庸虽然是一位香港作家,但在他的作品中,大量的故事都是以内地为背景的,“无形当中,他把当时受殖民统治的香港,跟内地连接起来了。里面的中国人的做派、衣食住行,从学术的角度来讲,不管是小说,还是他的电影,都为当时受殖民统治的香港当地人,提供了一种中国的想象和中国的记忆,这对于维系华人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身份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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